《說和做》全文先後回憶了作者對於作為學者以及作為社會運動家的聞一多的不同印象，作為學者的聞一多，為了探索救國救民的出路而潛心學術，做了再說或是做了不說;作為社會運動家的聞一多投身於社會運動，敢於為人民講話，“說”了就“做”，言行一致，視死如歸。
《說和做》原文
——記聞一多先生言行片段
“人家說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說。”
“人家說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說。”
作為學者和詩人的聞一多先生，在30年代國立青島大學的兩年時間，我對他是有著深刻印象的。那時候，他已經詩興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濃。他正向古代典籍鑽探，有如向地殼尋求寶藏。仰之彌高，越高，攀得越起勁;鑽之彌堅，越堅，鑽得越鍥而不捨。他想吃盡、消化盡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遠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給我們衰微的民族開一劑救濟的文化藥方。1930年到1932年，“望聞問切”也還只是在“望”的初級階段。他從唐詩下手，目不窺園，足不下樓，兀兀窮年，瀝盡心血。杜甫晚年，疏懶得“一月不梳頭”。聞先生也總是頭髮凌亂，他是無暇及此。聞先生的書桌，零亂不堪，眾物騰怨，聞先生心不在焉，抱歉地道一聲“秩序不在我的範圍以內。”飯，幾乎忘記了吃，他貪的是精神食糧;夜間睡得很少，為了研究，他惜寸陰、分陰。深宵燈火是他的伴侶，因它大開光明之路，“漂白了四壁”。
不動不響，無聲無聞。一個又一個大的四方竹紙本子，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蟻排衙。幾年辛苦，凝結而成《唐詩雜論》的碩果。
他並沒有先“說”，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績。
“做”了，他自己也沒有“說”。他又由唐詩轉到楚辭。十年艱辛，一部“校補”赫然而出。別人在讚美，在驚歎，而聞一多先生個人呢，也沒有“說”。他又向“古典新義”邁進了。他潛心貫注，心會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樓”的主人。
做了再說，做了不說，這僅是聞一多先生的一個方面，——作為學者的方面。
聞一多先生還有另外一個方面，——作為革 命家的方面。
這個方面，情況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為爭取民 主的戰士，青年運動的領導人，聞一多先生“說”了。起先，小聲說，只有昆明的青年聽得到;後來，聲音越來越大，他向全國人民呼喊，叫人民起來，反對獨 裁，爭取民 主!
他在給我的信上說：“此身別無長處，既然有一顆心，有一張嘴，講話定要講個痛快!”
他“說”了，跟著的是“做”。這不再是“做了再說”或“做了也不一定說”了。他“說”了就“做”。言論與行動完全一致，這是人格的寫照，而且是以生命作為代價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給了我一封信，最後一行說：“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張，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請傳觀。”
這是為爭取民 主，反對獨 裁，他起稿的一張政 治傳單!
在李公樸同志被害之後，警報迭起，形勢緊張，明知凶多吉少，而聞先生大無畏地在群眾大會上，大罵特務，慷慨淋漓，並指著這群敗類說：“你們站出來!你們站出來!”
他“說”了。說得真痛快，動人心，鼓壯志，氣衝斗牛，聲震天地!
他“說”了：“我們要準備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
他“做”了，在情況緊急的生死關頭，他走到遊 行示威隊伍的前頭，昂首挺胸，長鬚飄飄。他終於以寶貴的生命，實證了他的“言”和“行”。
聞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學者，熱情澎湃的優秀詩人，大勇的革 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標。
